虎嗅注：原文來自 The Economist，標題《Robber barons and silicon sultans》。譯文轉自人人網經濟學人日誌，譯者 老狒狒。本文有刪節，並摘取了部分財新網結尾的翻譯。
從美國內戰結束的186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50年間有一羣企業家帶領美國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構建了巨大的商業帝國，積累了鉅額財富。1848年時的美國首富是貿易商人約翰·阿斯特 (John J. Astor) ，身家約2000萬美元 (合現在的5.45億美元) 。到美國加入一戰時，約翰·D·洛克菲勒已經成為了美國的第一位億萬富翁。
上世紀60年代末，通用數據公司 (Data General) 推出了第一台微型計算機。從那時至今的50年間，在帶領美國從工業時代向信息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一羣企業家同樣構建了龐大的商業帝國，獲得了鉅額的財富。當沃爾瑪創始人山姆·沃爾頓在1992年去世時，身家80億美元的他可能是美國當時的首富。而今天，比爾·蓋茨以823億美元佔據着這個位置。
上面所説的第一羣企業家，如今卻被稱為“強盜大亨” (robber barons) 。而第二羣企業家——我們姑且稱之為“矽谷國王” (silicon sultans) 吧——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命運。
像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些人也曾經被尊為富有創造力的、打破陳規的人，他們把新鮮的數碼產品帶給了普羅大眾。但是，和洛克菲勒及其他“罪惡的大富豪” (“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 一樣，新一代的資本家的光彩正逐漸褪去。他們一邊進入與計算機毫不相干的商業領域，一邊自負地宣稱他們能夠獨力解決從長生不老到星際旅行的人類難題。在更尖鋭的批評聲音裏，他們被指責為貪婪的生意人：收買政客、使用血汗工廠的勞動力、欺騙公司其他股東，以及尤為突出地，壟斷着市場。洛克菲勒曾一度控制了全世界80%的石油供應。如今Google則佔有90%的歐洲搜索市場和67%的美國搜索市場。這兩羣人為美國曆史上最經久不衰的兩個主題提供了註解——這個國家創造巨量財富的非凡能力，和長久以來對於權力集中的矛盾心態。
兩段歷史
“強盜大亨”與“矽谷國王”之間最突出的相同點是重塑了文明的物質基礎。以利蘭·斯坦福和E·H·哈里曼為代表的鐵路大亨鋪設了超過20萬英里的鐵路，創造出一個全國市場；安德魯·卡內基以用途更廣泛的鋼代替了鐵；福特開闢了汽車時代。蓋茨試圖讓電腦進入每一間辦公室和每一個家庭；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把有關這個世界的信息置於每一個人的指尖之下；馬克·Mark Zuckerberg造就了網絡社交。當年由於鐵路的出現，那些原本默默無聞的公司徹底改變了從食品 (亨氏) 到洗衣 (寶潔) 領域的各種商品，而同樣地，今天的企業家藉助互聯網對零售 (Amazon) 到交通 (Uber) 的一切進行着顛覆。
兩批人都依靠着規模經濟的冰冷邏輯。“強盜大亨”發跡於驚人的創新：福特找到一種能夠將汽油更有效地轉化為動力的方式。但是，他們真正的天才是能夠“規模性放大”這些創新來擊垮對手，正如卡內基如言：“降價，搶佔市場，然後開足馬力”。“矽谷國王”們升級了這種思想。蓋茨明白個人電腦將會迅速普及，知道能生產這些電腦的軟件來賺錢；布林和佩奇深知，他們的搜索引擎能夠為廣告商創造大量的受眾；Mark Zuckerberg發現，Facebook 能夠通過讓自己進入佔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交生活而獲利。
規模經濟讓“強盜大亨”們可以一邊降低價格，一邊提高質量。亨利·福特將其T型車的價格從量產第一年的850美元降到了1916年的360美元。到1924年，人們只需花290美元就能買一輛比原來好很多的車。“矽谷國王”們表演了幾乎同樣的戲法。扣除質量和通脹因素，電腦設備的價格在1959年到2009年的50年間年均下降16%。一部iPhone的計算能力同麻省理工學院在1960年建造的佔據整間房的計算機不相上下。
“強盜大亨”們曾以自由市場之名譴責監管，但實際上，用壟斷來形容他們的行為更合適一些。洛克菲勒曾經對石油行業的“毀滅性競爭”及因此出現的過剩和短缺週期表示後悔，並採取措施確保供應的連續性。創建於1882年的第一家托拉斯——標準石油的最初目的是勸説對手放棄對他們公司的控制，以換取一個有收入保障和舒適的生活。“標準石油是一位仁慈的天使，從天而降並説：‘進入方舟吧，交出你們的破船。一切風險都由我們來承擔’。”洛克菲勒曾這樣寫道。
“矽谷國王”們的壟斷要更加容易。他們有時會無視法律——比如Google和蘋果設立了非正式的協議，以防止互相挖角的大戰，也因此飽受批評。但是，一項服務的客户越多，其價值就變得越高——這種“網絡效應”意味着，這些行業無論如何都會傾向於壟斷。在數字世界中，“另類”常常意味着滅絕。正如貝寶 (Paypal) 創始人彼得·泰爾 (Peter Thiel) 在他的書《從零到一》中所言：“所有失敗公司都有相同的問題：他們沒能逃離競爭。”
對這兩羣人來説，商業上的結果都是空前的權力集中。一個世紀前，大亨們牢牢地控制了交通和能源。而如今，Google和蘋果為90%的智能手機提供操作系統，超過半數的北美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歐洲人使用Facebook。相比之下，在五大汽車製造商中，沒有一家能夠控制超過五分之一的美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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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技術巨頭們並不如強盜大亨們富有：當洛克菲勒在20世紀初退休時，他的淨資產約為美國年均GNP的1/30；而比爾·蓋茨在2000年卸任微軟首席執行官時，他的淨資產可能為當時美國GNP的1/130。但無論如何，他們兩批人代表着全世界最顯著的商業財富集中。在2013年，40歲以下的億萬富翁企業家中有34%是靠高科技發家的。
這些財富集中更加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它們是緊隨着美國曆史上兩個最平等的時期出現的。1830年到1840年正是美國 (除實行奴隸制的南方之外) 把自己打造成參與性政治和個人主義之地的十年——托克維爾曾在《美國的民主》中為之歡呼。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0年代，也是美國收入不平等處於低水平的歲月。
“強盜大亨”和“矽谷國王”都幫助製造了一個不同的美國——階層分明、迷戀金錢。托爾斯坦·範伯倫 (Thorstein Veblen) 在《有閒階級論》 (1899年出版) 論述了平等社會是如何變成貴族社會的。托馬斯·皮凱蒂 (Thomas Piketty) 在《21世紀的資本》 (2013年出版) 中，也對過去40年作出同樣的判斷。
“強盜大亨們”從挑戰者轉型為老牌企業後，很快面臨成功人士中年時期無法抵禦的兩大誘惑：無節制的擴張和無條件的自信。洛克菲勒進軍各種相關行業：購買林地為公司提供木材；建立工廠把木材加工成為木桶；為煉油業務生產化學品；購買船隻和火車車廂用於運輸產品。哈里曼則將業務從鐵路融資擴展到整個金融行業。
技術大亨們也走上了類似的軌道。Google將其極為豐厚的利潤投入到一系列彼此不太相關的行業：機器人、能源、家用電器、無人駕駛汽車和抗衰老。在Google正在塑造這樣一個世界，其中人類的一舉一動，都有Google的參與：駕駛汽車送你去上班、為你調節自動調温裝置、為你的電話撥號 (並監測通話) 、併為你組織各種信息。Facebook向一家生產虛擬現實設備的新企業投資了20億美元。PayPal 的創始人之一伊隆·馬斯克進入了電動汽車和火箭行業。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也投資於私營太空旅行。
這兩類人都已經開始奔向更大的夢想。
反彈
“強盜大亨”的輝煌年代過後，歷史不可避免地進入民眾反抗時期，出現了大罷工、反壟斷立法、社會改革以及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太多民眾的生活被“強盜大亨”所摧毀，太多的規則被他們破壞。
技術強盜引發的眾怒遠遠比不上強盜大亨，這也不足為奇：他們有數量更少、收入較高的員工，不會捲入與工會的鬥爭，不會因此像“強盜大亨”們一樣被罵成“食人魔”。1901年，卡耐基的美國鋼鐵公司僱傭了25萬工人，比當時美國陸海軍的總兵力還要多。今天，Google、 Facebook 和推特分別只有5萬名、8000名和3500名員工。
相比強盜大亨生產的大宗商品和基礎設施，電子玩具大亨和技術大亨更能贏得消費者的喜愛。儘管如此，不滿的情緒還是越積越多。從1994年開始，美國政府成功地對微軟的惡性定價和反競爭行為實施了懲罰。歐盟正在尋找各種方式，削弱Google在搜索市場上的霸主地位，甚至建議將其歐洲搜索引擎業務從其他業務中剝離出來。
在壟斷和不平等之外，技術大亨們引發眾怒的主要原因是對隱私權的侵犯。技術行業靠發掘隱私信息而獲利頗豐。“我們知道你在什麼地方，”施密特曾説，“也知道你到過什麼地方。我們也多多少少知道你在想什麼”。歐盟正在制定隱私指引，為數據收集制定更為嚴格的規則，這個指引將於2016年生效。
儘管公眾的擔憂與日俱增，但現在還看不出當前趨勢逆轉的跡象。鐵路時代發展到矽谷時代已經有了鉅變，但美國仍然為大企業家的出現提供了恰當的環境。
那麼，大公司能否完成自我救贖呢？美國大亨們的故事中，至今仍能經久不衰的是他們的慈善事業。卡內基宣稱：“帶着財富死去的人是可恥的”。包括卡內基在內的“強盜大亨”當然並沒有在貧窮中死去。但是他們年邁後幾乎都成為了慈善家。卡內基試圖創造機會平等，設立了2811家公共圖書館。洛克菲勒留下的一項智力遺產是芝加哥大學——現在是美國最好的大學之一。
蓋茨的基金會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基金會之一。他和他的同伴遵循了前人的做法，將他們運用在商業上的想象力和自大同樣運用於慈善事業。在美國，企業家不僅僅創造更多的財富，也給後人留下更長的影子。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網立場
資料來源：虎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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