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趣的，跟陳得、溫佐治以及陳達芬妮訪談，問及他們拿手的歷史古蹟及保育議題，他們的知識與見解，真知灼見，頭頭是道，很難想像他們是幾位年輕人，直情是可以主持《左右紅藍綠》。他們跟另一友人陳露絲打，於2014年成立「程尋香港」，致力推廣本地文化保育工作，從不同途徑加深大家對每天都接觸到但忽略了的事物的關注及認識，這次談活化建築，沒有他們的仗義相助，我鬼識咁多咩……
ANSON TANG
EXECUTIVE EDITOR
TEXT / ANSON TANG PHOTOGRAPHY / JAMES MAK
疫情下的導賞團
程尋香港一直以人為本，舉辦本地導賞團遍遊香港各處有趣地方，這就是名字中那個「程」字的意思。不過，疫情持續多月，都不得不改變策略。「在限聚令未實施前，我們都非常緊慎，已經停止了導賞團，因為不想變成為『導賞群組』，我們冒不了這風險。到了4月疫情稍稍緩和後，我們收到不少查詢，問到幾時再會復辦導賞團，就在限聚令由四人放寬為八人之後，我們開始復辦一些公眾七人團。當然，防疫措施要做得足。」佐治說。
陳達芬妮道：「對比起從前辦的『大團』，一團廿多人，現在一團七人，彈性更大，能夠去的地方選擇也多了。」佐治再加以補充：「例如地方狹窄的油麻地果欄，七個人入內參觀尚算可以，但試想想若一行二十人走進去，就算不被人趕走，自己也不好意思阻礙檔主們做生意。另外有些位置，如馬路口或一些建築物的出入口，平時帶大團時根本沒法逗留，現在反而可以，這有時會有助去近距離欣賞古蹟。」
幾位程尋香港的中堅份子都是80後，阿叔我雖不懂甚麼歷史掌故（例如本人家族祠堂），但到過的地方總會比幾位多，有沒有一些地方是很渴望到訪但因不同原因而沒有到過？「可能是虎豹別墅吧，我只是聽過而從來沒去過。」陳得說。「我就沒有一座建築特別想參觀，因為若留下的只是一座建築，那意義未必是最大，反而整個社區的保育更為重要。保育不僅只是留下一兩座建築，要人、事、物的結合才能，若一事一物、一花一樹都能悉數保留，整個感覺才得以完整。」佐治說。
由下往上推保育
對，在日本、英國或是歐洲國家，總會見到一整個時間停留在上一世紀的小區，甚至有半個城市都保留著文藝復興時代般，但香港要找一座百年舊建築都甚為困難。陳得稱：「香港的保育計劃是一個學習過程，是要切合時代轉變。例如『活化建築』的存在是因為那幢建築已經變得陳舊，用途也不復存在。各種的原因令那幢建築已經不能再使用，這要給予它新生命來延續下去。某程度上，這是需要很高的社會水平才可做到，因為拆毁一棟建築比保存原有文化是相對容易。但當大家珍惜一些以前的東西的時候，就應該要把它留下，進一步便是『活化』。你會看到一些比較貧困的國家，因為缺乏知識和各方的配合，保育工作相對做得不太完善；而歐洲人對文化承傳的工作是做得十分好的。」
從前，香港人並沒有太多人知道保育的重要性，只較著重改善生活空間，現在時代改變，也要改變對於保育的看法。「政府對於這方面仍是一直有改革的，只是速度比較慢，各方給予的壓力也相對比較高。」陳得補充。而佐治認為，保育觀念其實也與整個社會氣氛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以前我們不會提及保育，但當不斷拆毁舊有建築的時候，我們會開始發現一些可以反映香港發展軌跡的建築已逐漸消失，從而發出警號。而且我們愈來愈重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大家明瞭到香港與香港人的價值時，便開始有人為保育而發聲。」
當你發現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你就會發聲，在保育方面也如是。「政府政策雖慢，但人們多了注意身邊環境，這也可以造成一定的影響力。現在哪裡有『圍板』，人們便會開始留意和討論，在以前這是不會發生的。所以社會環境是一個很大因素，去讓保育的聲音更加強大。」佐治道，推動保育由下往上推，是艱辛的逆行，但只要聲音夠大、人夠團結，也是一個可行的途徑。
活化項目成敗難料
在保育這議題上，又不用狠鬧政府，至少政府都有做，雖不是很落力，但好過冇。例如由發展局主導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就把一些值得保留、已被歷史評級的政府物業，在保育的同時，亦予有心人分享，好好善用活化後的空間。不過這由政府先導，非牟利機構合夥營運的方式，在香港頗實驗性。「從前政府收回政府物業之後，其他部門就可以申請使用，但用途沒有規限，好像灣仔舊郵政局是法定古蹟，現在變成了環保軒，雖是善用了地方，但從保育角度來看就不算是最好，因在建築上有不少改動，現在人們很難幻想這曾是一所百年歷史的郵政局。」陳得說。而現時的「活化伙伴計劃」就有列明各建築項目的保育細則，以及之後用戶的使用條件，日後他們也承擔營運開支，即是說，政府把一個歷史建築交給NGO使用，日後可否持續發展，就不是政府的責任。「始終在香港，有不同的保育方法我們要去嘗試，如『活化伙伴計劃』，我們發現你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例如十年，由回收一個地方到發展，你才會決定這個是否成功，並不是可以用兩三年的時間就看到的成果。如在馬灣的『芳園書室』，因先天不足而擱置了，這項目本想展示當地民居特色，卻未能如願引起其他人的興趣。馬灣本身不是一個容易到達的地方，擱置這計劃也是非戰之罪。這例子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能對所有活化計劃都公式化地推行，要靈活變通，可能對某幾個計劃需要給予更多的幫助。芳園書室跟灣仔『藍屋』本身是放在同一個計劃中，但前者可能需要給予更大彈性的幫忙，才可成功運作。」
另外，發展局也有「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去資助擁有已評級歷史建築的業主去維修古蹟。但佐治說這計劃也有其問題：「這計劃長遠來說並不持久，一次性的維修費用也並不足夠。在香港普通房屋裝修費也可能需要一兩百萬，相對來說維修古蹟需要的金錢會更龐大。所以私人活化是較難實現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肯犧牲自己的物業捐出來做古蹟，或者花費一筆很大的金錢去保育這個建築。私人保育其實少之又少，而如何去改善這個狀況，便需要整體社會對保育的認同。如『何東花園』保育與否的爭議，要當時政府花50、60億去購買私人物業作歷史保育，有些人一定會覺得不值得的。」
資料來源：men's uno (http://hk.mensuno.asia/node/%E6%9C%AC%E5%9C%B0%E6%B4%BB%E5%8C%96%E6%96%87%E5%89%B5%E4%B9%8B%E6%97%85-14037)
本文由《men's uno》授權報導，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ANSON TANG
EXECUTIVE EDITOR
TEXT / ANSON TANG PHOTOGRAPHY / JAMES MAK
疫情下的導賞團
程尋香港一直以人為本，舉辦本地導賞團遍遊香港各處有趣地方，這就是名字中那個「程」字的意思。不過，疫情持續多月，都不得不改變策略。「在限聚令未實施前，我們都非常緊慎，已經停止了導賞團，因為不想變成為『導賞群組』，我們冒不了這風險。到了4月疫情稍稍緩和後，我們收到不少查詢，問到幾時再會復辦導賞團，就在限聚令由四人放寬為八人之後，我們開始復辦一些公眾七人團。當然，防疫措施要做得足。」佐治說。
陳達芬妮道：「對比起從前辦的『大團』，一團廿多人，現在一團七人，彈性更大，能夠去的地方選擇也多了。」佐治再加以補充：「例如地方狹窄的油麻地果欄，七個人入內參觀尚算可以，但試想想若一行二十人走進去，就算不被人趕走，自己也不好意思阻礙檔主們做生意。另外有些位置，如馬路口或一些建築物的出入口，平時帶大團時根本沒法逗留，現在反而可以，這有時會有助去近距離欣賞古蹟。」
幾位程尋香港的中堅份子都是80後，阿叔我雖不懂甚麼歷史掌故（例如本人家族祠堂），但到過的地方總會比幾位多，有沒有一些地方是很渴望到訪但因不同原因而沒有到過？「可能是虎豹別墅吧，我只是聽過而從來沒去過。」陳得說。「我就沒有一座建築特別想參觀，因為若留下的只是一座建築，那意義未必是最大，反而整個社區的保育更為重要。保育不僅只是留下一兩座建築，要人、事、物的結合才能，若一事一物、一花一樹都能悉數保留，整個感覺才得以完整。」佐治說。
由下往上推保育
對，在日本、英國或是歐洲國家，總會見到一整個時間停留在上一世紀的小區，甚至有半個城市都保留著文藝復興時代般，但香港要找一座百年舊建築都甚為困難。陳得稱：「香港的保育計劃是一個學習過程，是要切合時代轉變。例如『活化建築』的存在是因為那幢建築已經變得陳舊，用途也不復存在。各種的原因令那幢建築已經不能再使用，這要給予它新生命來延續下去。某程度上，這是需要很高的社會水平才可做到，因為拆毁一棟建築比保存原有文化是相對容易。但當大家珍惜一些以前的東西的時候，就應該要把它留下，進一步便是『活化』。你會看到一些比較貧困的國家，因為缺乏知識和各方的配合，保育工作相對做得不太完善；而歐洲人對文化承傳的工作是做得十分好的。」
從前，香港人並沒有太多人知道保育的重要性，只較著重改善生活空間，現在時代改變，也要改變對於保育的看法。「政府對於這方面仍是一直有改革的，只是速度比較慢，各方給予的壓力也相對比較高。」陳得補充。而佐治認為，保育觀念其實也與整個社會氣氛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以前我們不會提及保育，但當不斷拆毁舊有建築的時候，我們會開始發現一些可以反映香港發展軌跡的建築已逐漸消失，從而發出警號。而且我們愈來愈重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大家明瞭到香港與香港人的價值時，便開始有人為保育而發聲。」
當你發現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你就會發聲，在保育方面也如是。「政府政策雖慢，但人們多了注意身邊環境，這也可以造成一定的影響力。現在哪裡有『圍板』，人們便會開始留意和討論，在以前這是不會發生的。所以社會環境是一個很大因素，去讓保育的聲音更加強大。」佐治道，推動保育由下往上推，是艱辛的逆行，但只要聲音夠大、人夠團結，也是一個可行的途徑。
活化項目成敗難料
在保育這議題上，又不用狠鬧政府，至少政府都有做，雖不是很落力，但好過冇。例如由發展局主導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就把一些值得保留、已被歷史評級的政府物業，在保育的同時，亦予有心人分享，好好善用活化後的空間。不過這由政府先導，非牟利機構合夥營運的方式，在香港頗實驗性。「從前政府收回政府物業之後，其他部門就可以申請使用，但用途沒有規限，好像灣仔舊郵政局是法定古蹟，現在變成了環保軒，雖是善用了地方，但從保育角度來看就不算是最好，因在建築上有不少改動，現在人們很難幻想這曾是一所百年歷史的郵政局。」陳得說。而現時的「活化伙伴計劃」就有列明各建築項目的保育細則，以及之後用戶的使用條件，日後他們也承擔營運開支，即是說，政府把一個歷史建築交給NGO使用，日後可否持續發展，就不是政府的責任。「始終在香港，有不同的保育方法我們要去嘗試，如『活化伙伴計劃』，我們發現你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例如十年，由回收一個地方到發展，你才會決定這個是否成功，並不是可以用兩三年的時間就看到的成果。如在馬灣的『芳園書室』，因先天不足而擱置了，這項目本想展示當地民居特色，卻未能如願引起其他人的興趣。馬灣本身不是一個容易到達的地方，擱置這計劃也是非戰之罪。這例子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能對所有活化計劃都公式化地推行，要靈活變通，可能對某幾個計劃需要給予更多的幫助。芳園書室跟灣仔『藍屋』本身是放在同一個計劃中，但前者可能需要給予更大彈性的幫忙，才可成功運作。」
另外，發展局也有「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去資助擁有已評級歷史建築的業主去維修古蹟。但佐治說這計劃也有其問題：「這計劃長遠來說並不持久，一次性的維修費用也並不足夠。在香港普通房屋裝修費也可能需要一兩百萬，相對來說維修古蹟需要的金錢會更龐大。所以私人活化是較難實現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肯犧牲自己的物業捐出來做古蹟，或者花費一筆很大的金錢去保育這個建築。私人保育其實少之又少，而如何去改善這個狀況，便需要整體社會對保育的認同。如『何東花園』保育與否的爭議，要當時政府花50、60億去購買私人物業作歷史保育，有些人一定會覺得不值得的。」
資料來源：men's uno (http://hk.mensuno.asia/node/%E6%9C%AC%E5%9C%B0%E6%B4%BB%E5%8C%96%E6%96%87%E5%89%B5%E4%B9%8B%E6%97%85-1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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