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99年，數字革命還處於初期階段，能運用互聯網做到的事情非常有限，Anne Helen Petersen 在本文中講述了他當時身為大學生的她和她的朋友們是如何度過那段青葱歲月。而通過與如今網絡世界的對比，她又獲得了什麼感悟？
當我1999年開始上大學時，數字革命還處於尷尬的初期階段。而這種尷尬的情況給予了人們許多的意外收穫——幸福的無知。
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有一個人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住在樓上，整個宿舍裏唯一的單身者。他的頭髮是栗色的，手臂肌肉像攀巖者的一樣粗壯。他是我初到校園時看到的第一個讓我目不轉睛的人，當時他幫助別人在牆上掛掛毯。當然：當時是1999年。
他的宿舍裏擺放着一長排的CD，他還教我從200人宿舍中共享以太網連接的音樂庫中下載的鋼琴的音軌。但他從來都不接宿舍裏的電話。他在AOL Instant Messenger上的用户名就是這個軟件名字的縮寫（ATM）加上他的出生年份（80）。他長期在線但卻從來都不聊天，因此我覺得他的黃色小人頭像總是在耍我。
唯一能得到他回覆的方法就是發郵件，我們通過遠程登錄在校園裏收發郵件。儘管我總想要接到郵件但實際上收到的數量並不多。這種發郵件的方式非常簡單粗暴，只用一個字母就可以完成刪除、轉發和回覆的指令，不能添加圖片，不能使用字體加粗、斜體或下劃線等功能。該軟件最好的功能FINGER也成為了一個公開的祕密。
你需要在遠程登錄的主頁上打字輸入6個字母的個人用户名（姓的最後4個字母＋名字的首字母＋中間名的首字母）。然後會彈出也可能不會彈出一個單相思大學生最想要的界面：日期，時間，上一次登錄的地點。
事實上，如果有人打開那封你精心編寫但通常只有3句話的電子郵件的話，這可以説是一種跟蹤行為。但Finger不僅僅使那些處於暗戀的人受益；它還可以幫助你找出對方所在的計算機實驗室，搞清楚對方放假後有沒有回到學校。比如我當時一位大三的朋友，他發現和他約會的人稱自己住在泰國的海灘上，然而實際上這個人的IP地址卻顯示蒙大拿州農村的某個地方。
Finger是當前如發短信、閲讀回執以及GPS跟蹤這些完全構成我們日常互動的科技的先驅。1999年就像是陷入僵局的一年，有足夠的數字工具去影響——而不是改變——我們對關係、互動或者友誼的模擬理解。
1999年，互聯網還未成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我們還沒能用自己的方式上網，即我們在數字世界的行為（發郵件，登錄非常慢的網頁）並沒有對我們的現實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們線下和線上的身份還沒有融合。
這些新生的數字技術：在宿舍裏有互聯網，甚至還有以太網，但卻沒有Wi-Fi——這就意味着台式機必須保持有線連接的狀態才能上網。你可以使用Napster和文件分享，但這種方式很慢還伴隨着法律風險；當然還有AIM和ICQ，但這些必須坐在電腦前才能使用；網站永遠都在加載中；上網瀏覽的距離變短了，卻更難以操控；手機非常稀有，尤其在公共場所；無線電話也仍然需要電話卡；DVD則被擱置在VHS磁帶的旁邊；而Winamp播放器和刻錄的CD混合磁帶卻與實際的CD混合。
沒有社交媒體，或者手機攝像頭——更別説數碼相機或錄像機了。沒有Google地圖，甚至連Google都還沒問世。計算機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讓生活變得更便利，但也並沒有使發生實質性的改變。Finger能幫助我查到一些東西，卻還不具備查到一切我想知道的信息的能力。
這種大眾連接性很有趣很神奇，就像你珍愛的一個新玩具，但你也有可能隨時將它丟在一旁。這個時期，包括我在內的一小部分人都處於上大學的階段：一段最能體驗（懷念）連接的時期。要説我們這羣經歷過這種融合的人不屬於任何一代人也是説得過去的。算作X一代太年輕，而作為千禧一代又太老了，因此我們通常被稱為Catalano一代或者Oregon Trail一代，沉迷於還未完全成為真正互聯網的互聯網早期階段。
但是我想説的是，這種沉迷是病態的。如果你週末的時候想找你的朋友或其他人，亦或是想要更多的啤酒以及一大碟玉米片，你只要走出去找就可以了。然而我們卻會一頭栽進24小時開放的計算機實驗室裏來檢查郵件。而該郵件則發自某個被放在地下室裏總是在運行卻沒有密碼保護的網關。
或者你也可以在你門上的白板上寫下你今日的行程——“4-6點：圖書館；6-8點：看電影；8點後：在Phi家開派對”——很快你的門板就會被別人用從樓下大廳的門上偷來的彩色標記筆，草草地寫上“Hi, 我半夜的時候很想你”。
讓人們在同一時間聚集到同一個地方最好的辦法就是給Listserv（郵件用户清單服務）寫郵件。Listserv可以傳達到所有宿舍、班級乃至全校。我所就讀的大學相對較小（差不多1200人）。但有這麼多人能收到你的失物招領郵件、激昂的政治演説以及一名開着紅色陸地巡遊車的女生碾過你的飛碟這樣的醉酒話，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話題會增多，且種類多種多樣，而這也成為了今日很多線上交流的準則。在舉行完一年一度的啤酒英里比賽後，幾十人向全校發佈了失物尋回的郵件，而有一羣喝醉的人則用朋友的賬號發佈了這樣一條郵件：“我在比賽中丟失了處女之身，有誰看到嗎？”所有人，包括這個女孩都鬨堂大笑。這顯然違反了秩序，但它卻可以在朋友和同學之間流傳。
Listserv成為發佈派對行程的工具，但大部分聚會都是不經意間就舉辦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經給宿舍裏其餘5個人買了一個酒桶，但沒有告訴任何人，就等着別人找她開派對，結果真的就開了派對。假裝在走廊上找一個人，你可以看到一羣聽着你喜歡的歌的人走進一間房，待上一個小時甚至一整晚，就像進了一個滿是啤酒味的蟲洞裏。
在大學裏只能聽到數量很少的歌，因為音帶的容量很小，而且只能重複播放。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地下室，在那兒玩或者看別人玩啤酒乒乓球。而只有兩張CD是最帶感的，一張是Dre’s 2001，另一張是Toby Keith and Tim McGraw的鄉村音樂。在我們的家庭電腦裏雖然有更多的選擇，但公共場所仍然只能播放 CD。如果你的好朋友切歌的話，有可能是因為這首歌引起了她和她男朋友分手的回憶。
當時還沒有Netflix，因此你得去圖書館借DVD並在派對的下半程聽完，但也僅限於你有一台電腦或者DVD播放器的情況下。你們還可以一起擠在宿舍公共電視房間的地毯上，看朋友的媽媽寄來的錄製了Ally McBeal全集的VHS。
今天，我們期望大學生能成為酷炫的媒體消費的先鋒；但在過去，我們卻是一個黑洞：帶着我們帶來的東西閒逛，卻無法發現或增加任何新奇的東西。沒有人有雜誌；評論網站永遠無法加載。沒有社交媒體，我們只能在偏遠的華盛頓郊區的其他人中展示我們有限的文化品味。
在那個時代，大家的時尚審美都是一樣的。當時我們離網購出現的時間還差一年左右，因此大家的衣服都是從家裏帶來的，或者是在小小的幽閉的梅西百貨那裏買的，而買到的全是去年的款。一條短天鵝絨禮服被這麼多的人穿着參加過這麼多正式的舞會，甚至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這條裙子到底是誰的。而唯一的證據就是用廉價破爛的配有雙設置變焦鏡頭的Vivitars和Canons拍下的照片。我們把底片拿到Safeway然後等過幾天照片洗好後再鄭重地發給最好的朋友。
由左上方順時針方向依次為：1）我們通常用於聯繫的方式；2）當時年少無知的果凍派對的照片；3）我的模擬宿舍；4）一張非常糟糕（也很經典）的自拍
每張照片都拍得非常謹慎：一羣女孩兒把臉湊在一起拍下一張照片，而不是20次。自拍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沒有人可以幫你調整拍攝的角度。如果你回看一系列自拍，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照片都有瑕疵（紅眼的，閉眼的，燈光有問題的），但我們會挑出最好看的一張貼在門上或牆上，又或者用相框裱起來。這就是在Facebook and Instagram出現，並能把照片調得更好看之前，我們尋找樂趣和維持社交聯繫的方式。
同樣的，當有人做一些傻事，比如用一箇舊床墊從二樓窗户“衝浪”，然後掉進灌木叢或者搞一個果子凍滑梯時不會有滿屋子的iPhone手機錄像。我們的軼事就像寶石一樣閃閃發光。只有在場的人才會知道你在派對上有多好看，玩得有多盡興。沒有人會一直玩手機，刷Twitter；沒有人會給別人發短信約見面的地點；沒有人會説“我們一會兒打電話確定我們的計劃，”因為你會當場就做出計劃並執行。那是一種直接的、當場的、當下的生活方式。
或者至少這是一些我想講述給我們自己聽的故事。我們這種直接的生活方式慢慢地被科技產品所滲透：2002年，一名朋友帶着數碼相機回到學校，拍下的數百張照片瞬間使我們的成就感變得所剩無幾。我們知道不允許那些在我們房子裏聚會或在門口閒逛的大一新生帶手機的行為註定是一場失敗的嘗試。
缺乏與外界的聯繫只會加重文科學院，主要是白人文科學院的稀缺程度。人們參加主題為“白色垃圾”或“妓女和皮條客”這樣的派對而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們沒有一面鏡子來反映這些事，或者沒有來自網友的責罵。這種感情導致我身邊的女性朋友直到成為研究生才真正了解了女權主義和交集性；導致有人用朋友的賬號發送“我在啤酒英里的活動中丟失了處女之身”這種郵件卻沒人鄙夷；導致有些人會越過倫理底線而發生性行為。
在那個向數字世界過渡的年代裏，非白色人種和中產階級的人想找到一所像我們這樣的學校要面臨更多困難。因此，我們學校會被人稱為白人學校。當我們談論到在校園發生的有關性別、性行為、種族、階級和性侵犯這樣的問題時，大家都將它們歸為一些零碎的問題，而與壓迫、排斥和權利這些系統性的問題無關。
持續的連接性可能會讓人感到疲憊和分心，覺得生活總是充斥了各種事情，就像站在一個永無止境的氣旋的入口。有時我會懷念那些日子——我所能知道的關於某人的上網記錄就只有他們最後一次登陸的IP地址。我已經忘記了排隊等火車、結賬和看醫生時自己靜靜思考的那種感覺。
當然，這些事情還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一點意志力，而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我卻沒能做到。我一點也不羨慕當今的學生有這麼多分散注意力的事，他們集中精力於專業領域選修、測試和作業的競爭。但隨着別人的觀點、生活經歷和意識形態對自己造成越來越多的干擾，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就變得更困難和更復雜。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大學不僅是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的階段，也是使自己的言行對周圍的人和整個世界都產生真正影響的時期。在今天，只有那些有特權和足夠權力的人才能承擔起斷絕連接的代價。
對我和我的朋友而言，1999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是因為我們都在一個安全、不用考慮後果的世界裏隱蔽得很好。我們是被選中的接受了人文教育的孩子，基本沒有經歷過挑戰和自我拷問。
我很懷念遠程登錄，懷念Finger；我很懷念那個人，門上的白板，劣質的VHS磁帶和打開一袋新照片時滿懷期待的心情。但我卻一點也不懷念只靠我自己看到和了解這個世界的感覺。
翻譯來自：蟲洞翻翻 譯者ID：廖曉敏
資料來源：36Kr
當我1999年開始上大學時，數字革命還處於尷尬的初期階段。而這種尷尬的情況給予了人們許多的意外收穫——幸福的無知。
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有一個人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住在樓上，整個宿舍裏唯一的單身者。他的頭髮是栗色的，手臂肌肉像攀巖者的一樣粗壯。他是我初到校園時看到的第一個讓我目不轉睛的人，當時他幫助別人在牆上掛掛毯。當然：當時是1999年。
他的宿舍裏擺放着一長排的CD，他還教我從200人宿舍中共享以太網連接的音樂庫中下載的鋼琴的音軌。但他從來都不接宿舍裏的電話。他在AOL Instant Messenger上的用户名就是這個軟件名字的縮寫（ATM）加上他的出生年份（80）。他長期在線但卻從來都不聊天，因此我覺得他的黃色小人頭像總是在耍我。
唯一能得到他回覆的方法就是發郵件，我們通過遠程登錄在校園裏收發郵件。儘管我總想要接到郵件但實際上收到的數量並不多。這種發郵件的方式非常簡單粗暴，只用一個字母就可以完成刪除、轉發和回覆的指令，不能添加圖片，不能使用字體加粗、斜體或下劃線等功能。該軟件最好的功能FINGER也成為了一個公開的祕密。
你需要在遠程登錄的主頁上打字輸入6個字母的個人用户名（姓的最後4個字母＋名字的首字母＋中間名的首字母）。然後會彈出也可能不會彈出一個單相思大學生最想要的界面：日期，時間，上一次登錄的地點。
事實上，如果有人打開那封你精心編寫但通常只有3句話的電子郵件的話，這可以説是一種跟蹤行為。但Finger不僅僅使那些處於暗戀的人受益；它還可以幫助你找出對方所在的計算機實驗室，搞清楚對方放假後有沒有回到學校。比如我當時一位大三的朋友，他發現和他約會的人稱自己住在泰國的海灘上，然而實際上這個人的IP地址卻顯示蒙大拿州農村的某個地方。
Finger是當前如發短信、閲讀回執以及GPS跟蹤這些完全構成我們日常互動的科技的先驅。1999年就像是陷入僵局的一年，有足夠的數字工具去影響——而不是改變——我們對關係、互動或者友誼的模擬理解。
1999年，互聯網還未成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我們還沒能用自己的方式上網，即我們在數字世界的行為（發郵件，登錄非常慢的網頁）並沒有對我們的現實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們線下和線上的身份還沒有融合。
這些新生的數字技術：在宿舍裏有互聯網，甚至還有以太網，但卻沒有Wi-Fi——這就意味着台式機必須保持有線連接的狀態才能上網。你可以使用Napster和文件分享，但這種方式很慢還伴隨着法律風險；當然還有AIM和ICQ，但這些必須坐在電腦前才能使用；網站永遠都在加載中；上網瀏覽的距離變短了，卻更難以操控；手機非常稀有，尤其在公共場所；無線電話也仍然需要電話卡；DVD則被擱置在VHS磁帶的旁邊；而Winamp播放器和刻錄的CD混合磁帶卻與實際的CD混合。
沒有社交媒體，或者手機攝像頭——更別説數碼相機或錄像機了。沒有Google地圖，甚至連Google都還沒問世。計算機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讓生活變得更便利，但也並沒有使發生實質性的改變。Finger能幫助我查到一些東西，卻還不具備查到一切我想知道的信息的能力。
這種大眾連接性很有趣很神奇，就像你珍愛的一個新玩具，但你也有可能隨時將它丟在一旁。這個時期，包括我在內的一小部分人都處於上大學的階段：一段最能體驗（懷念）連接的時期。要説我們這羣經歷過這種融合的人不屬於任何一代人也是説得過去的。算作X一代太年輕，而作為千禧一代又太老了，因此我們通常被稱為Catalano一代或者Oregon Trail一代，沉迷於還未完全成為真正互聯網的互聯網早期階段。
但是我想説的是，這種沉迷是病態的。如果你週末的時候想找你的朋友或其他人，亦或是想要更多的啤酒以及一大碟玉米片，你只要走出去找就可以了。然而我們卻會一頭栽進24小時開放的計算機實驗室裏來檢查郵件。而該郵件則發自某個被放在地下室裏總是在運行卻沒有密碼保護的網關。
或者你也可以在你門上的白板上寫下你今日的行程——“4-6點：圖書館；6-8點：看電影；8點後：在Phi家開派對”——很快你的門板就會被別人用從樓下大廳的門上偷來的彩色標記筆，草草地寫上“Hi, 我半夜的時候很想你”。
讓人們在同一時間聚集到同一個地方最好的辦法就是給Listserv（郵件用户清單服務）寫郵件。Listserv可以傳達到所有宿舍、班級乃至全校。我所就讀的大學相對較小（差不多1200人）。但有這麼多人能收到你的失物招領郵件、激昂的政治演説以及一名開着紅色陸地巡遊車的女生碾過你的飛碟這樣的醉酒話，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話題會增多，且種類多種多樣，而這也成為了今日很多線上交流的準則。在舉行完一年一度的啤酒英里比賽後，幾十人向全校發佈了失物尋回的郵件，而有一羣喝醉的人則用朋友的賬號發佈了這樣一條郵件：“我在比賽中丟失了處女之身，有誰看到嗎？”所有人，包括這個女孩都鬨堂大笑。這顯然違反了秩序，但它卻可以在朋友和同學之間流傳。
Listserv成為發佈派對行程的工具，但大部分聚會都是不經意間就舉辦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經給宿舍裏其餘5個人買了一個酒桶，但沒有告訴任何人，就等着別人找她開派對，結果真的就開了派對。假裝在走廊上找一個人，你可以看到一羣聽着你喜歡的歌的人走進一間房，待上一個小時甚至一整晚，就像進了一個滿是啤酒味的蟲洞裏。
在大學裏只能聽到數量很少的歌，因為音帶的容量很小，而且只能重複播放。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地下室，在那兒玩或者看別人玩啤酒乒乓球。而只有兩張CD是最帶感的，一張是Dre’s 2001，另一張是Toby Keith and Tim McGraw的鄉村音樂。在我們的家庭電腦裏雖然有更多的選擇，但公共場所仍然只能播放 CD。如果你的好朋友切歌的話，有可能是因為這首歌引起了她和她男朋友分手的回憶。
當時還沒有Netflix，因此你得去圖書館借DVD並在派對的下半程聽完，但也僅限於你有一台電腦或者DVD播放器的情況下。你們還可以一起擠在宿舍公共電視房間的地毯上，看朋友的媽媽寄來的錄製了Ally McBeal全集的VHS。
今天，我們期望大學生能成為酷炫的媒體消費的先鋒；但在過去，我們卻是一個黑洞：帶着我們帶來的東西閒逛，卻無法發現或增加任何新奇的東西。沒有人有雜誌；評論網站永遠無法加載。沒有社交媒體，我們只能在偏遠的華盛頓郊區的其他人中展示我們有限的文化品味。
在那個時代，大家的時尚審美都是一樣的。當時我們離網購出現的時間還差一年左右，因此大家的衣服都是從家裏帶來的，或者是在小小的幽閉的梅西百貨那裏買的，而買到的全是去年的款。一條短天鵝絨禮服被這麼多的人穿着參加過這麼多正式的舞會，甚至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這條裙子到底是誰的。而唯一的證據就是用廉價破爛的配有雙設置變焦鏡頭的Vivitars和Canons拍下的照片。我們把底片拿到Safeway然後等過幾天照片洗好後再鄭重地發給最好的朋友。
由左上方順時針方向依次為：1）我們通常用於聯繫的方式；2）當時年少無知的果凍派對的照片；3）我的模擬宿舍；4）一張非常糟糕（也很經典）的自拍
每張照片都拍得非常謹慎：一羣女孩兒把臉湊在一起拍下一張照片，而不是20次。自拍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沒有人可以幫你調整拍攝的角度。如果你回看一系列自拍，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照片都有瑕疵（紅眼的，閉眼的，燈光有問題的），但我們會挑出最好看的一張貼在門上或牆上，又或者用相框裱起來。這就是在Facebook and Instagram出現，並能把照片調得更好看之前，我們尋找樂趣和維持社交聯繫的方式。
同樣的，當有人做一些傻事，比如用一箇舊床墊從二樓窗户“衝浪”，然後掉進灌木叢或者搞一個果子凍滑梯時不會有滿屋子的iPhone手機錄像。我們的軼事就像寶石一樣閃閃發光。只有在場的人才會知道你在派對上有多好看，玩得有多盡興。沒有人會一直玩手機，刷Twitter；沒有人會給別人發短信約見面的地點；沒有人會説“我們一會兒打電話確定我們的計劃，”因為你會當場就做出計劃並執行。那是一種直接的、當場的、當下的生活方式。
或者至少這是一些我想講述給我們自己聽的故事。我們這種直接的生活方式慢慢地被科技產品所滲透：2002年，一名朋友帶着數碼相機回到學校，拍下的數百張照片瞬間使我們的成就感變得所剩無幾。我們知道不允許那些在我們房子裏聚會或在門口閒逛的大一新生帶手機的行為註定是一場失敗的嘗試。
缺乏與外界的聯繫只會加重文科學院，主要是白人文科學院的稀缺程度。人們參加主題為“白色垃圾”或“妓女和皮條客”這樣的派對而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們沒有一面鏡子來反映這些事，或者沒有來自網友的責罵。這種感情導致我身邊的女性朋友直到成為研究生才真正了解了女權主義和交集性；導致有人用朋友的賬號發送“我在啤酒英里的活動中丟失了處女之身”這種郵件卻沒人鄙夷；導致有些人會越過倫理底線而發生性行為。
在那個向數字世界過渡的年代裏，非白色人種和中產階級的人想找到一所像我們這樣的學校要面臨更多困難。因此，我們學校會被人稱為白人學校。當我們談論到在校園發生的有關性別、性行為、種族、階級和性侵犯這樣的問題時，大家都將它們歸為一些零碎的問題，而與壓迫、排斥和權利這些系統性的問題無關。
持續的連接性可能會讓人感到疲憊和分心，覺得生活總是充斥了各種事情，就像站在一個永無止境的氣旋的入口。有時我會懷念那些日子——我所能知道的關於某人的上網記錄就只有他們最後一次登陸的IP地址。我已經忘記了排隊等火車、結賬和看醫生時自己靜靜思考的那種感覺。
當然，這些事情還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一點意志力，而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我卻沒能做到。我一點也不羨慕當今的學生有這麼多分散注意力的事，他們集中精力於專業領域選修、測試和作業的競爭。但隨着別人的觀點、生活經歷和意識形態對自己造成越來越多的干擾，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就變得更困難和更復雜。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大學不僅是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的階段，也是使自己的言行對周圍的人和整個世界都產生真正影響的時期。在今天，只有那些有特權和足夠權力的人才能承擔起斷絕連接的代價。
對我和我的朋友而言，1999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是因為我們都在一個安全、不用考慮後果的世界裏隱蔽得很好。我們是被選中的接受了人文教育的孩子，基本沒有經歷過挑戰和自我拷問。
我很懷念遠程登錄，懷念Finger；我很懷念那個人，門上的白板，劣質的VHS磁帶和打開一袋新照片時滿懷期待的心情。但我卻一點也不懷念只靠我自己看到和了解這個世界的感覺。
翻譯來自：蟲洞翻翻 譯者ID：廖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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