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Twitter 必須被拯救

引用作者：Ben Thompson，譯者：ONES Piece 翻譯計劃 婁家林、王沫涵、Platycodon Xu

譯者按：雖然美國大選已經塵埃落定，但這場活劇帶來的喧囂還遠未結束。其中一點，就是為什麼結果會出乎那麼多人的意料。我們感到越吃驚，就越説明我們為自己製造的 “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 有多強。

Twitter 能給我們的最好的東西，也就是一根戳破氣泡的長杆——當然，前提是你願意以 “正確” 的方式去使用它。

最近美國大選正在進行中（此文發表於 11 月 8 日，時值美國大選投票期間）。這段時間以來，社會影響最大的科技界人士可能要屬不太引人矚目的傑夫 · 貝索斯。
早在 2013 年，貝索斯收購了《華盛頓郵報》，其大選報道一直是業界典範。郵報八月份的報道，尤其是 David Fahrenthold 的那篇文章中，包含了大量的獨家爆料，產生的影響要大過許多推文、博文或者民主黨票倉加州的休假通知電話。


圖片來源：MediaShift
貝索斯明白的道理在科技界實屬老生常談：影響力來自基於一定規模的可重複過程的構建。在《華盛頓郵報》這個例子中，相比我們任何人獨自能取得的成果，培養一家強大、自信的媒體所帶來的回報要多得多。

在貝索斯剛完成收購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名為《重建被科技摧毀的世界（Rebuilding the World Technology Destroyed）》的文章。這篇文章比 Stratechery 的多數文章都要短很多，所以在這裏請大家允許我偶爾引用全文：

華盛頓郵報瀕臨破產，並最終被低價出售。這位收購者的事業開始於華爾街，卻轉向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產業，並從這裏賺取了大量財富。他所買下的報紙擁有一個輝煌的歷史，但肯定會在幾年內不斷虧損。

我不是在説剛剛買下華盛頓郵報的貝索斯，我説的是曾在 1933 年買下郵報的尤金 · 邁耶（Eugene Meyer）。上世紀 20 年代，邁耶放棄了華爾街的優厚待遇，抓住化工用品行業蓬勃發展的時機創立了聯合化學公司（今天的霍尼韋爾公司）。
在賺到上百萬財富後，邁耶將他的餘生都投入到公共服務和振興郵報的事業中，併為此耗費了數百萬美元。


圖片來源：US – Time

邁耶的做法在許多方面都與其他行業富豪一致。像範德比茲、洛克菲勒、卡內基這樣的家族，他們在鐵路、石油、鋼鐵等領域完成財富積累後，都會投資大學、博物館等其他一系列文化基礎設施。
這個傳統讓貝索斯的收購看起來意義非常，這像是一個破釜沉舟式的行為。科技產業正在不斷孕育新型商業富豪，他們也在重複傳統富豪們的做法。

馬克 · Mark Zuckerberg向紐瓦克市學區捐獻了 100 萬美元，克里斯 · 休斯（Chris Hughes，Facebook 的聯合創始人）2012 年收購了《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美國左派雜誌，以政治與藝術為主題）。

但兩者的意義似乎都不像貝索斯的收購一樣重大，後者是一位獨樹一幟的科技大鱷，買下了全國排名第三的報紙《華盛頓郵報》。

科技大鱷買下《華盛頓郵報》，顯然這件事的諷刺之處在於，科技已經摧毀了傳統報紙的商業模式。倒不是説報紙在這裏有什麼特殊之處。正如一個月前我在《阻力（Friction）》一文中寫道：

引用如果只用一句話來描述互聯網的作用，那就是消除阻力。

隨着阻力被消除，基於阻力構建的所有事物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包括價值、隱私、謀生方式。而且這只是其中的三個例子！互聯網正在瓦解幾乎所有我們的社會所依賴的制度和社交行為的基礎。

圖片來源：Washington Post

在《華盛頓郵報》和其他報紙掙扎着尋求自身存在價值的同時，我們看到新社會秩序對我們的生計所產生的毀滅性影響正愈加嚴重。《崩潰中的美國夢（Crumbling American Dream）》一文中的這一段值得一讀：

引用但就在地平線以外，正醖釀着一場全國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劇變，它將徹底改變 1959 年這一屆克林頓港市高中畢業生後代的人生際遇。這種轉變會是驚人且悲傷的，因為克林頓港市最後成為了這場橫掃美國劇變中的典型代表。

克林頓港市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製造業的衰落。但在我看來，製造業的衰落史正是科技業的發展史。對生產力的不懈追求，儘管摧毀了我們大多數機制的根基，但總體上還是創造了大量的財富。

在這方面，貝索斯正在做的事情可説是他的責任所在。科技——注意我指的是廣義的科技——已經摧毀了太多；而重建這些事物必將是科技界人士的責任。

然後，我擔心我們這個行業很不幸地還沒有為這些責任做好準備。我們粉飾輟學行為，為無盡的工作時長背書，還為幾乎與現實無關的自由主義者理想進行捐助。

我們聲稱創意不重要，然而克里斯 · 迪克森（Chris Dixon，矽谷風險基金 Andreessen Horowitz 的合夥人，曾投資過 Skype 等知名公司）在《創意的迷宮（The Idea Maze）》中寫道：

引用實際上創意很重要，只是這裏所説的創意不像創業公司定義的那麼狹隘。好的創業公司創意是成熟的，是制定了多年的計劃，並根據世界的變化準備了多種可行的方案。

圖片來源：Mark Ramsey Media

但我們這個行業真的理解這個世界麼？

接下來談談我自己（Ben Thompson）。
我的人生軌跡跟人們印象中的技術人員大相徑庭。我本科是學政治學的，曾在全國最大的校報當編輯，也曾打算在政界工作。可畢業後，我去台灣旅行，留在那裏教英語，後來組建了家庭。

六年後，我僥倖被一個一流 MBA 項目錄取，可是找實習的時候幾乎每家科技公司都將我拒之門外。因為我沒有相應的背景——我沒有在科技行業的經驗。

但是，我並不缺乏其他方面的人生經驗！我的閲歷很豐富，從中也收穫了許多觀點和想法。結果證明有一家公司是看中這些的：蘋果在結束我第一輪面試後的 24 小時內就決定僱用我。

我想，能得到工作機會與以下這段話有關：

引用只靠科技是不夠的——這一點一直刻在蘋果的 DNA 裏。只有當科技與人文相結合，才能產出讓我們真心讚美的果實。

——史蒂夫 · 喬布斯

所以，科技圈外的人生經歷反而成了我最大的財富，至少在這家絕大多數創始人都無比崇拜的公司是這樣的。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踐行這則箴言、這條哲學？更多的人似乎與彼得 · 蒂爾想法一致——他曾説推動科技進步的最佳方式是 “不鼓勵人們投身人文學科”。


圖片來源：AppAdvice

蒂爾所説 “推動科技進步” 的最佳方式或許沒錯，但進步是一個客觀事實；而進步帶來的是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後果還尚未知曉。

這週末我讀的第三篇文章有關社會科學家丹尼爾 · 卡尼曼，題為《剖析影響力（The Anatomyof Influence）》。

卡尼曼的職業生涯講述了一個想法是如何成長、尋找分佈廣泛的追隨者、最終重塑整個學科的故事。在做引文分析的學者眼中，卡尼爾絕非凡人。

“看到他影響了多少個社會學科的領域，你會覺得難以相信”，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傑文 · 韋斯特説。傑文曾參與開發一個算法，追蹤想法如何在學科間傳播。“你很少看到有人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但學術影響力並不好定義。衡量標準是引用次數、獎項數量、名校教職、著作銷量或者查理 · 羅斯（Charlie Rose，美國記者及主持人，常採訪全世界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著有《查理 • 羅斯》訪談錄）採訪桌上的一席？韋斯特覺得還有其他更使人信服的因素：

引用卡尼曼的職業道路證明了學術影響力是可以消融學科邊界的能力。

交集催生影響。但是，作為一個行業，有時候感覺我們在出色的產品經理、工程師或設計師身邊築起的邊界越來越堅固，即便我們愈發迫切地需要跨越邊界。蒂爾有關哪種專業推動進步的説法並沒有錯；然而，認為科技生來完美的盲目樂觀卻非常危險。
科技正如以前一樣摧毀着世界；而我們是否擁有遠見卓識，能夠重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是否在意這些重要的事情？

我對傑夫 · 貝索斯有信心，但我更擔心我們其他人。


圖片來源：Facebook Newsroom
如果説本次大選僅僅是加深了這些焦慮就太輕描淡寫了。與黨派無關，只是客觀來説，在追求幸福——用科技界術語來説就是用户參與——的過程中，科技使客觀事實變成了犧牲品，人們的生活和自由也危在旦夕。

幾周前，在 Oculus Connect 3 開發者大會（此為 Facebook 收購 Oculus 後舉辦的以虛擬現實為主題的開發者大會，首屆於 2014 年舉辦）的主題演講中，Facebook 的創始人兼 CEO 馬克 · Mark Zuckerberg詳細介紹了 Facebook 的願景，而我卻覺得令人心寒：

引用在 Facebook，這是我們全心投入去做的事情。我是工程師出身，我覺得工程師思維的關鍵在於我們懷抱希望和信念——我們可以拿來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種系統，改進它，讓它變得比現在好得多。

延伸到世界上任何事物，不管是硬件、軟件、公司、或者開發者生態系統，我們都可以接手，把它變得特別特別好。今天，當我環顧四周，我發現許多人都具備工程師思維。我們都清楚自己想要改進什麼、想讓虛擬現實達成什麼目標……

虛擬現實軟件的魔力就是存在感；當你和某個人在一起或在某個地方時的真實感覺。説到虛擬現實，最讓我興奮的唯一原因就是幫助這個社區打造這款軟件進而創造這些體驗。

因為這就是我們在 Facebook 的工作。我們做軟件、做平台，讓幾十億用户與他們關心的人和事聯結。

且不説關於虛擬現實的部分，讓我不安的是植根於Mark Zuckerberg宣言中那隱約的烏托邦思想：工程師只憑強大的意志力就能讓事物變得更好——而 Facebook 正是那樣一個例子。
事實上，科技公司的效率能有多高，Facebook 是再好不過的例子；可它也恰恰證明，當把效率花在對 “聚集人氣” 的追求、而不顧特定的客觀事實和對社會的廣泛影響時，會帶來多大的問題。


圖片來源：Ars Technica
今年春天，在一次熱炒的爭議中，Facebook 被揭發出有政治偏見之嫌：在一個來自負責 Facebook 熱門話題（Trending Topics）板塊的外包團隊中，一名成員聲稱他們壓制了保守傾向的新聞報道，因為團隊成員偏向自由派。

經過調查，Facebook 沒有發現所謂壓制的證據，但最終還是解僱了整個團隊，轉投了算法。可沒過幾天，熱門話題板塊裏就出現了假新聞；之後的幾周裏，假新聞又至少出現了四次。

的確，熱門話題從來都是一個次要板塊。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此事暴露出 Facebook 動態消息（News Feed）功能中假新聞的泛濫。這並不令人奇怪，因為 Facebook 用户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當然希望接觸到的人和事都能肯定自己的既有觀點，不管這些觀點是真是假。

但別弄錯了，假新聞帶來的結果是一筆大生意。
我已經連篇累牘地寫過 Facebook 的盈利潛力，也提到過之所以 Facebook 能碾壓 Twitter，動態消息功能使用的算法是一個重要原因。

比起讓人們去尋找想看的內容，把這些內容直接呈現給他們總是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同樣的道理，比起認真地報道真相，編造新聞的成本更低、也更有利可圖。

而正是 Twitter 在反覆重申自己是對抗 Facebook 算法機制的靈藥：的確，假消息可以通過推文傳播，但真相也會迅速跟進；憑藉轉發和引述功能之力，虛假與真實兩方都比在 Facebook 上時更加不可迴避。


圖片來源：jhtl

（比起 Facebook，）Twitter 更好地體現了最高法院法官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在惠特妮訴加州案中那著名的協同意見（重點為筆者所標）：

引用為我們國家贏得獨立的先驅們相信，合眾國的最終目的是要讓人們能自由地發展其才能；他們相信，在合眾國的政府中，審慎的力量必須壓過專斷。他們珍視自由，不僅把自由看作是目的，也把它看作是手段。他們相信幸福源於自由，而自由來自勇氣。

他們相信，要發現和傳播政治的真相，允許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思考、自由表達是不可或缺的途徑。

如果沒有言論和集會自由，討論就毫無意義；而如果有了這樣的自由，討論就往往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力，抵制有害思想的擴散。

他們相信人民的惰性是自由最大的威脅，相信公共討論應該是政治義務，而這應當是美利堅政府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們認識到，所有人類組織都會面臨種種威脅。

布蘭代斯的協同意見是對言論自由的辯護，但這份權利是針對政府行為的，而私人所有的公司可以隨意按其所願治理自己的平台。然而，在一個言論富集的時代裏，言論自由又意味着什麼呢？

當信息稀缺的時候，限制言論是一個真實的威脅；而當信息富集的時候，把人們與他們可能會反對的言論隔離開，其影響也是罔顧事實、不可接受的。
需要明確的是，Twitter 被濫用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而且是它疏於解決的。（管理層）決定放縱這個問題，不僅損害了 Twitter 的人情味，也挫敗了它的業務。


圖片來源：SEOClerks

Twitter 用户可以匿名攻擊他人，從而不靠公權就能壓制他人觀點，這給 Twitter 帶來的傷害是真真切切的。但我越來越害怕的是另一個極端：人們織起一個個繭，凡是有悖於自己世界觀的觀點都被封鎖在外，只因為那會觸碰自己的底線。
其結果，人人充滿惰性，沒有能力與其他任何人達成共識。

這就是為什麼 Twitter 必須被拯救：網絡和媒體的結合是無可取代的，特別是在當今，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但哪怕《華盛頓郵報》做得再好，它也只是茫茫媒體中的一員。

媒體用以傳播信息的平台才是那個真正的天平，但 Facebook 已經明確了自己的頭等目標：吸引人氣、聚集財富，而它對 “工程師能讓一切變得更好” 的確信，進一步促成了這個目標。

至於這種只關注怎樣讓人們覺得舒服的做法會帶來怎樣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y，又稱外部性、溢出效應等。經濟學術語，指一個人或一羣人的行動和決策使他人受損或受益的情況，引申為事物的影響。考慮到作者的經濟學背景，此處應為有意使用該術語，故保留直譯），他們並不關心。
相反，Twitter 的弱點正是它極度依賴於人本身。用户要自己構建消息源，自己尋找關係網，自己傳播所思所想、即便或許根本沒人願意聽。然而，這個弱點帶來的回報，就是能把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速度傳播出去。

這對社會是有益的。這份外部效應應當被守護。

引用本文原載於 stratechery.com，由 ONES Piece 翻譯計劃 婁家林、王沫涵、Platycodon Xu 翻譯。

題圖來源：Wired


資料來源：愛範兒（ifanr）